兵学院想要对接小教场，朱允炆自然是没有意见，宽泛的理论，无法代替实际的操作，真正的人才，从来都是知行合一。

古朴走后，朱允炆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教育领域，户部为支持教育，投入财政已不下三百万两，这一笔费用足以支撑大型战争，可投入到教育里面，却显得捉襟见肘。

礼部屡屡伸手要钱，不是因为贪婪，而是教育就是个无底洞，丢进去十万两，没响声，丢进去一百万两，依旧没响声。

随着社学的快速铺建，文教兴盛的苗头越来越旺，民间先生更是踊跃加入其中，加之接连几年国子监结业监生大部也被分流到府、县、社学之中，初步解决了先生不足的问题。

社学兴建，需要先生，更需要建筑，而这些都要以大量的财政为支撑，以建文六年来论，全年新开社学数量为三千二百座，其中超过两千座是完全新建的，而每一座新的社学学堂，耗费的钱粮就不下五百两，这还是压低成本之后的结果。

现在礼部已经开始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县学、府学上，尤其是扩大县学成为了最紧迫的问题。

一个县里面，存在的社学是数十、上百，但县学却只有一个。

想要让县学接纳自社学升上来的学子，就必须扩大县学的屋舍数量，从三十几间房，弄到三百多间，大通铺一开，容纳个一两千人没问题。

县学要扩张，钱呢……

问题又来了，县学扩张了，府学难道就不需要扩张，府学扩张了，国子监难道不需要扩张？

大明的文教与唐宋时期是不一样的，唐宋时期的文教更集中在读书人一个集群上，而大明的文教战略，则是面向全民，所有大明子民的孩子都应该上社学。

摊子太大，耗费的钱财更是难以想象，夏元吉为了支持教育，咬着牙，将刚刚入库还没暖热的钱钞调出来一百万两，用于县学扩建或重建。

文教在生根，在发芽，破土而出的是未来。

朱允炆承压，户部承压，地方衙门承压，为的都是大明未来，只有熬过十年，人才基数才能达到一定水平，量变诱发质变，到那时，大明将迎来人才济济的时代。

翌日朝会。

在处理过一番朝政之后，户部尚书夏元吉走了出来，禀告道：“皇上，自建文四年下旨要求清查人口，重造黄册，颁布照身帖、照身牌，现已过去两年又七个月，经地方官员、御史、监生等数以万计人员不懈努力，终完成黄册重造，厘清人口多寡，土地多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