弘治十七年七月，帝又取太仓银十五万两于内承运库支用！

弘治皇帝自弘治八年开始，至弘治十七年间，累计纳入内库银子，按最保守的计算也有四百万两之多！

而这些钱，全部都被他用来“妆造武当山神像，各寺观修斋赏赐”之类毫无意义劳民伤财的事情！

除此以外，这位“这位中兴之主”还到处建寺盖庙，为了烧炼之用，更是经常命人购买速香、黄腊之类物品，动则数千斤，撒出去的银子更是不计其数。

现在，你这位新帝问我，为什么国库空虚，为什么“天下已经民穷财尽”？

不要问我，问你父皇去！

刘健这些年做这个内阁首辅，表面上看似光鲜亮丽，实则却是有苦难言。

因为先帝爷对内阁生出了忌惮之心，所以他大多数时候都选择与刘大夏、马文升等六部尚书直接奏对，以此限制内阁权柄。

哪怕先帝爷临终之前，还不忘托孤于马文升，命马文升以“少师兼太子太师”之身统领六部，以此对抗权势日益增长的内阁。

为什么这个人，会是马文升，而不是他刘健这个内阁首辅呢？

因为内阁首辅刘健是个循吏，而吏部尚书马文升是个干吏！

所谓“干吏”，本指一种地位低下的官吏，后来则逐渐与“能臣”联用。

干吏一般娴于吏道，善应棘手疑难问题，善于规避法令，善于改革前进，也就是经常所谓的“能臣”。

循吏只会在规矩里面办事，在礼法人情的束缚里面，照章办事！

但是马文升是个干吏，从不畏惧任何权贵，也不讲什么情面。

初任吏部尚书，马文升就对弘治皇帝滥封传奉官提出异议。

所谓传奉官，就是不经过正常途径，由皇帝亲自传旨任命的官员，成化时最为盛行，说白了就是靠关系获得官职的幸臣。

孝宗初年统加裁革，但后来也加封赏，一次竟达八百人。

马文升说，减一官，朝廷省一官之费，于是在小皇帝即位之初，他按照孝宗遗旨，裁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二人。

而马文升考察官员时也从不讲情面，对于内外官员的考察，他也很严厉，一次汰罢朝觐官员二千余人！

如果他刘健坐到马文升这个位置上面，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，也不敢这么做！

所以，马文升能得弘治皇帝的器重，临终托孤，而他刘健不能！

这就是循吏与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