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居一品，结果在御史大夫公孙昭的严查不法下，相州韩氏大量罪桉被翻出，以韩密孙为首的六十多名家族子弟获罪入狱，甚至涉及到了新科的四位进士。

李彦毫不徇私，免去了犯罪者进士资格，依照《燕律疏议》上的律法规定，加以审理，对于韩嘉彦与剩下的韩氏子弟引咎辞职，却未得通过，予以安抚，将他们外放各地委以重任。

如此恩威并施，赏罚分明，不单单是本来以为要族灭的韩氏子弟如蒙大赦，士大夫也无从辩驳。

毕竟公孙昭这位御史大夫太过专业，那些罪桉查得都是铁证如山，比起刑部都要详细，凡事都要讲究公理道义，尤其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世道。

所以朝堂之上无人敢表示反对，也只剩下民间那些不甘于士人地位陡降的秀才们，说些酸话，编造些笔记。

李彦没有理会那些，开始准备修《宋史》。

每个朝代的史书，都是由下一朝编修，当然也会有乱世时期的编修情况，比如《旧唐书》就是五代十国时修撰，《新唐书》才是以欧阳修为主的宋朝文人修撰，《资治通鉴》则是司马光的着作。

于是乎，《新唐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成为了史书的反面例子。

李彦肯定了它们文学价值的同时，也批判《新唐书》大量采用笔记、的纵私之行，致使记事多不实，《资治通鉴》不仅大量引用之言，司马光还巧妙地将痕迹抹去，使得真假难辨。

这种评价其实在宋朝就有了，连同时代的文人，都看不惯这种夹带私货的行径，但那些人也只能说一说，无法改变什么。

到了大燕，李彦命官员修《宋史》，就再度明确修史的态度，一定要将正史与野史严格区分，不可因自身喜好厌恶，引用笔记捕风捉影之言。

考虑到在战乱时期存在遗失，在很多时候确实需要借助民间的记录，但凡采纳此类言说，必须标明附录，令后世得以明辨。

对于喜欢写笔记，尤其擅长真真假假，借古讽今的文人来说，这无疑是极为难受的。

更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，随着第二届科举的落幕，不少士族发现，当考试内容变为更为实用的新学后，最得利的居然是蔡京的族亲。

当年第一届科举，蔡氏子弟几乎颗粒无收时，众人还暗暗诧异，觉得这位功臣宰相未免太过小心，如今才知道此人的长远用意。

虽然有不少人依旧不齿于蔡京的人品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位的眼光和手段皆是了得，在新学的浪潮中更是带动着族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