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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5年初冬，我侥幸来到了人间，就降生在洞庭湖畔离白果树不到一公里远的农家；母亲一共生下我们兄弟5人，只有老二在2岁时因病而不幸夭折；我是家中的老幺，我父亲一直盼着能有个女儿，结果到我母亲在36岁那年生下我以后，觉得无望才收兵禁怀。

那年，我母亲生下我在坐月子期间，正赶上我家老大结婚，所以，我与老大的年龄相差了整整十八岁；像我家这样头尾同胞的年龄差距，在两湖流域的农村还是比较普遍的。

我父亲是典型的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，除了能歪歪斜斜地写出自己的名字以外不识半丁；但性情豪爽，乐于助人，特别是嗓音异常的洪亮，用当今音乐界的专业术语来说，属于典型的男高音，只要他放声喊话，真的可以顺风传到十里开外。

那时候，国家掀起了“戏剧下乡”的文化热潮，在县级汉剧团的指导下，每个公社都成立了业余戏班，忙时干活，闲时唱戏；因我父亲有着独特的嗓子，自然就进了公社的戏班，时常饰演“红花脸”，也称“丑角”。

像这样的演出团体，用内蒙语来称谓是“乌兰牧骑”，也就是“红色宣传队”！每逢国家有重大的**运动或是夏天的“双抢”前夕，宣传队都会自编、自导、自演文艺节目，以作为**运动的精神宣传或农忙前的总动员！

但凡六、七十年代出生的人，都应该有观看过戏班演出的斑驳记忆；后来，各公社成立了电影放映队，每月按照大队的顺序轮番放映露天电影，我父亲所在的业余戏班才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那些年所放的影片，不外乎就是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、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洪湖赤卫队》、《英雄儿女》以及京剧类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、《白毛女》等战斗片或是带有某种**色彩的文艺片，再附加个农村科教片。

我们队里年纪相差不到3岁的伙伴有20多人，只要是听说晚上有露天电影看，即便是来回奔波十几公里也会相邀着跟在哥哥姐姐们的**后面浩浩荡荡地去赶场；有好几回，因路途太远，等放映员声报“今晚电影到此结束”时已是午夜时分；实在是又饿又困，便会在沿洞庭湖防洪大堤的草坡上借着满天的星光纷纷倒地而睡，直到天明再继续赶路回家；有一回，我们十几个伙伴还睡在了一块坟山坪里；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件不错的童年趣事！

因经常性地观看，影片中的人物和台词也就成了我们